罗泰 李零关于考古笔记下册的对话 她是钟芳蓉，不只是那个考古

罗泰 李零关于考古笔记下册的对话 她是钟芳蓉，不只是那个考古女孩， 

罗泰 李零关于考古笔记下册的对话

《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李零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9月出版，804页，239.00元

李零：去年，我以拙作《考古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有限公司，2023年）寄赠同好，陆续收到不少反馈，有鼓励，也有订正。罗泰教授的反馈晚一点，意见最详细。我把他的批注仔细读过，对我讨论过的问题有不少新认识。来国龙教授建议我，最好把罗泰教授的中文稿做一点整理，加上我对这些反馈的反馈，形成讨论，与读者分享。我说很好，说干就干，于是有了这三篇文字。我的整理主要是改错别字和中文表达。我把我的读后寄回给他，经他审定，又做了一番调整。他建议我把无关宏旨纠谬订错统统删去，留供再版时作修订参考，不要折磨读者，只保留我们关于笔记内容的讨论。我说遵命。

2005年，于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参观合影。左起依次为李水城、陈伯桢、张萍、罗泰、李零。

罗泰：《考古笔记》第三册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它不但弄清了柴尔德的一生，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他的考古研究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而且对当代中国考古的定位也起很大作用。

以下的读后感跟上两次一样，主要目的是为下一个版本的修订指出一些小小的问题。

《考古笔记》下册批注及讨论

罗泰批注：468页

柴尔德全名Vere Gordon Childe，Vere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的意思是“桤木”，现代英语作Alder，这两个词没有语源上的关系。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北欧的语言，有不少人名是以树而名：如奥利弗（Oliver，法文作Olivier），意思是“橄榄树”；哈佛的傅罗文（Rowan Flad），Rowan的意思是“花楸树”；冰岛名字Bj?rk的意思是“白桦树”（中国也有这样的姓名，如秦大树、安金槐）。Vere作名字很少见，它是英国中世纪一支高级贵族家族的姓（de Vere），出自诺曼人，和树名无关。Vere当名字用，可能与这个家族有关。柴尔德的家人称之为Vere吗？我有点怀疑，因为Gordon虽然是柴尔德妈妈的姓，但它刚好也是苏格兰广泛使用的男人名，如我在哈佛的老师是著名考古学家戈登·R. 威利（Gordon R. Willey），他的名字就是Gordon，这并非他的姓。今美国学术界提到柴尔德，一般称之为Gordon Childe，要么把Vere取消，要么加V.在前面。这种在名字前面加单个字母而没有中间的缩写字母（middle initial）的情况在美国东部的上层社会比较常见，比如当了多年中情局头子的胡佛（J. Edgar Hoover）就是如此。我想，柴尔德生前，多数人会以为Gordon是他的名，而不知这是他的母姓。基督教牧师的子女变成考古学家，除柴尔德以外，还有好几位，如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李零：柴尔德的老乡、老友伊瓦特（Herbert Vere Evatt）是以Vere为中间名。

柴尔德（1892-1957）

罗泰批注：475页

1914到1917年，牛津只有两个学生学古典学，当然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琼·伊文思（Joan Evans）不想跟柴尔德做朋友无疑与他的反战立场有关。

罗泰批注：484页

bios apolausticos（后词或作apolaustikos）是希腊文β?ο? ?πολαυστικ??的拉丁拼写，不是拉丁文。此语出自亚里士多德，指只顾私人享受，不顾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很不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他建议男人应bios politikos（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

李零：政治的本义就是“城邦的公共生活”，bios apolausticos相反。这个词，格林（Sally Green）书作斜体，括注fleshpots。fleshpots是指奢侈生活吗？

罗泰回复：fleshpots出自《圣经·旧约》。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后，在沙漠中缺吃少喝，对摩西说，他们怀念埃及的肉锅（Exodus 16:3）。过去，英国人一看到fleshpot，大概都会想到the fleshpots of Egypt。现在，人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已大不如前，但可能还知道这是个成语。此外，当代英语基本上不会用fleshpot这个词。它的含义的确是衣食无虞的舒服生活，但不一定达到奢侈生活的程度。

罗泰批注：488页

考古是冷门，应指欧洲或英国的史前考古，地中海考古应该不是。我很好奇：柴尔德去苏格兰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田野经验，他怎么这么快学会做考古发掘？他带学生发掘，是不是有爱丁堡的同事同行，可以提供帮助？注意：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是个不同寻常的遗址，全部为石构，保存状况极好，它的发掘也许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

罗泰批注：499页

有关“铁幕”的理解，从欧洲人在1960和1970年代的经验看，显然还可以商榷。

李零：“铁幕”一词，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最有名，但在他之前早就有人用过，如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说“要在布尔什维主义周围装上铁幕”，戈培尔说“在苏联控制的大片领土上，一幅铁幕即将降下”，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那些被迫用双脚走入苏联控制区的德国人拿不到粮票，只剩一口气。在这些人的命运中，铁幕已经降下”。一战或二战后，俄国没有也不可能给西方“装铁幕”，自己给自己“装铁幕”不合情理，克列孟梭的说法才是正解。显然，这个词是西方的重要发明。

罗泰回复：这个词源自剧院建筑，原指舞台和公众之间用铁板做成的隔断，目的是防火，但政治上的用法则是一种比喻。西欧、东欧两边显然早就有人用过，丘吉尔绝对不是第一人。尽管人们对“铁幕”一词的字面含义并无异议，但对“铁幕”这个现象的实际内容还是有不同看法。

罗泰批注：505-506页

有关“极权主义”的理解好像也可以商榷。

李零：我在很多地方讨论过这顶“大帽子”，的确值得商讨。

罗泰批注：511页：注1

中国好像有个普遍存在的偏见，就是认为西方不尊老，实际情况好像比这里所说要复杂一些。

李零：注1所说“中国以农业立国，有养老传统”，“匈奴贵壮健，贱老弱”，“西方缺养老传统，近胡而远汉”，不是讲道德高下。我说的是“养老”，不是“尊老”。

罗泰批注：511-512页

从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出柴尔德的毫不利己。在他身上是否还有一点基督教教养的影子？西方在一定情况下也允许自杀，这一传统出自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但基督教或天主教不允许。日本有“姨舍山”（obasuteyama），古代美洲好像也有类似现象，欧洲至少在历史时期应该没有。

李零：《楢山节考》中的男主角并非不尊老，他对他妈感情很深，只因粮食不够吃，才背妈妈上山。中国的孝道是一种生存哲学，小养老是报答老养小，老与小的关系都是生存需要，与其他文化并无不同。西方不养老，老人和小孩都自强自立，没有“啃老族”，也没有“啃小族”，我很佩服，特别是在现代中国。

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

罗泰批注：521页：小结

我觉得，你对特里格（Bruce G. Trigger）评价过低。其实，特里格在同辈的新大陆考古学家中，毫无疑问是最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有时甚至还以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自居。他在很多方面比较像柴尔德：他也掌握许多不同文化的材料（包括新大陆和旧大陆），他善于做大范围的综述，哲学底子好，关心学术史。他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早期文明：语境中的古埃及》（Early Civilizations: Ancient Egypt in Context）、《社会文化演进：计算与偶然》（Sociocultural Evolution: Calculation and Contingency）等都是杰作。他较早写成的有关柴尔德的书也许不算他最重要的著作，在后来的几篇文章里，他还改正了之前的一些误解。总而言之，特里格作为一名杰出学者，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对柴尔德的重新关注。

特里格著《考古学思想史》

特里格著《早期文明：语境中的古埃及》

特里格著《社会文化演进：计算与偶然》

李零：在我看来，特里格的传记有三大贡献，一是指出柴尔德与迈尔斯（John Linton Myres）的师承关系，点出两本《曙光》（迈尔斯的《历史的曙光》和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曙光》）的关系；二是指出柴尔德的“考古学革命”（三大革命）是从其早年生活中升华，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三是扩大了柴尔德在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时代的影响。

罗泰批注：526页

其实，柴尔德死后，《雅利安人》被重印过（附录所提）。我家里就有美国1980年代的版本。

李零：你家里的版本是附录742页提到的1987年重印本吧？

罗泰批注：530页

现在英语已不再用“托利党”指保守党的前身，只把它当保守党的别名（nickname）。

罗泰批注：530页：案

柴尔德的年表虽然有些地方不太对，但他重构史前欧洲的文化关系并没有过时，只不过现在看来，从西亚传入的不是人群而是文化因素，柴尔德对它们的传播方式提出了一个比较可信的解释。柴尔德的框架与伦福儒（Colin Renfrew）和金普塔斯（Marija Gimbutas）的理解十分匹配。

李零：金普塔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中国很少介绍。

罗泰回复：是的。他原来是立陶宛人，二战后经德国逃到美国。她的名著是《公元前7000至3500年的古欧洲神祇：神话、传说与崇拜图像》（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 7000 to 3500 BC: Myths, Legends and Cult Imag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4）。书中有些观点可能有点玄，并且曾被学术界忽视的边缘人物（包括极端女权主义者）过度追捧，所以一度被学术界主流轻视，但她对重建欧洲史前史的看法，最近受到伦福儒等人的肯定。

金普塔斯著《公元前7000至3500年的古欧洲神祇：神话、传说与崇拜图像》

罗泰批注：567页

most great synthesizer不太像正确的英语表达，是否就是Great Synthesizer？此语出自著名过程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的一篇文章《金色马歇尔敦》（“The Golden Marshalltown”），所有在美国学人类学考古的学生都读过。但这篇文章里的Great Synthesizer是指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而非柴尔德。

李零：据我的学生王晓娟查证，great synthesizer一语出自弗兰纳里的《早期中美洲村庄》（“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 1976），而非《金色马歇尔敦》（1982）。特里格传记中的“one of archaeology's few very great synthesizers”一语则出自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为柴尔德写的讣告《维尔·戈登·柴尔德，1892-1957》（“Vere Gordon Chide，1892-1957”, 1958），陈淳译为“考古学界极少数最伟大的综述者之一”，most应作very, 我的转述有误。

罗泰批注：569页

柴尔德如果再活得长点儿还是很可能拿到英国王室的荣誉。如保守学者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是六十四岁得勋位（CBE），八十四岁封爵位（Sir）。其他学者封爵，皮特里（Flinders Petrie）是七十岁，马洛温（Max Mallowan）是六十四岁，惠勒（Mortimer Wheeler）是六十二岁，伊文思（John Evans）是六十岁。皮戈特（Stuart Piggott）则从未封爵，六十二岁勉强拿到勋位。霍克斯（C. F. C. Hawks）、丹尼尔（Glyn Daniel）什么荣誉都没得到。英国工党在1950年代以后数次执政，早晚有可能提名柴尔德。李约瑟的例子比较特殊，他与柴尔德不同：朝鲜战争期间，他写了一篇有关美国细菌战的调查报告，但依据的材料很快被证明是伪造的，这让他下不了台，长期影响到他的学术地位。

李零：细菌战调查，中国国内有不同研究。我书中印的柴尔德信可以证明，他和李约瑟立场相同，他们都是美英冷战的反对者，抗美援朝的支持者。即便多活几年，他就能获奖封爵吗？我有点怀疑。我更好奇的是，柴尔德在乎这些头衔吗？事实上，即使在他跳崖前，他仍然处于监视之中。

罗泰回复：连当了一辈子英国共产党党员的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最后都得到了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我看柴尔德也完全有可能得到。至于他在不在乎，一般来说，长期说不在乎的人，最后得到时，还是会高高兴兴接受。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萨特就拒绝了诺贝尔奖。

罗泰批注：569页注2

卢森堡通常指Rosa Luxemburg（罗莎·卢森堡），Julius & Ethel Rosenberg也能译为“卢森堡”吗？

李零：中文都译“卢森堡”，后者译“卢森堡夫妇”。

罗泰回复：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用汉字表达外来词汇的局限性，不如用原来的拉丁拼写。

罗泰批注：569-570页

皮戈特、霍克斯一代的考古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是个例外，但他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他教过好几个著名考古学家，如宾福德（Lewis R. Binford）。特里格在他那一代学者中算比较懂马克思主义。1968年学生运动后，西欧考古学家多多少少都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不一定接受马克思主义。

罗泰批注：592页：注1

Capitalist and Stalinist alike，你对译文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只不过Capitalist和Stalinist不是指执行这两种意识形态的人，而是形容词，形容European Civilization。

罗泰批注：593页

塔尔格伦（A. M. Tallgren）未必取“非常西方”的立场。他与苏联同行本来关系很好。他写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受苏联朋友之请，向外界披露他们的不满。

芬兰考古学家塔尔格伦（1885-1945）

李零：塔尔格伦访苏的故事，我很想了解。我更关心，他与柴尔德同样来自西方，他们做客苏联，立场、态度和方式为什么不同，客有客道，主有主道，彼此如何互动，结果为什么大不一样。如宾福德访华，在双古所就是个好故事，至今仍为他的同行谈论。军事科学院也有一些类似的故事。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很多做客者的想法、看法也许都是“潜意识的”。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就看到了什么，他们听到的“主诉”也不一定多么可靠。人类学家应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罗泰回复：请注意：塔尔格伦年轻时，芬兰曾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他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代表“西方”是个问题。对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光对塔尔格伦而言，当时的“主”到底是谁：苏联的考古学界还是斯大林？最值得他保卫的是什么：外交礼貌？考古事业？还是朋友？他为朋友牺牲了事业（礼貌可能是次要的），肯定是一个蛮痛苦的选择。

罗泰批注：616页

“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显然不是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最佳翻译，因为它里面并没有什么“艺术”，Arts指人文、社会科学。Arts的这种用法来自欧洲中世纪的“七艺”。“七艺”指七种当时所谓的“自由学术”（Artes liberales），包括：文法（Grammatica）、修辞（Rhetorica）、逻辑（Dialectica / Logica）、算术（Arithmetica）、几何（Geometria）、音乐（Musica）和天文（Astronomia）。现代大学的学科是从这发展而来，“艺术”是另一码事。

李零：改译“人文与科学研究生院”如何？中国国内，近颇有人倡言，以通识教育与儒学相结合，并与西方古典学和liberal arts“接轨”，重建“中国古典学”。他们说的liberal arts主要指文科，即文史哲类的人文学术。

罗泰批注：645-646页

毫无疑问，纳粹政府曾在德国迅速扩建史前考古学这个行业，但当时是否有二十五个大学讲席还是值得怀疑。德国第一个史前考古的正式讲席是1927年在马尔堡大学建立，与柴尔德在爱丁堡开始教书同年。该讲席的第一个教授是格罗·冯·梅尔哈特（Gero von Merhart），他显然一直不肯跟纳粹合作，因此1942年被迫辞职。除他之外，还有一些编外讲席（au?erplanm??ige Professuren），如科西纳（Gustaf Kossinna）在柏林大学就出任过这样的教职。1933年，德国没几位有资格当教授的史前考古学家，纳粹强迫好几个大学接受他们所谓“思想合格”的人，尽管不具备学术背景，却给他们设立了教职，其中有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长期继续工作，大大拖后了德国史前考古的发展。人数是否多到二十五位我不敢确定。皮斯（William Joseph Peace）可能把在大学代课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包括了进去。

皮斯著《柴尔德的神秘生涯：人类精神的独特显现》

罗泰批注：646页

皮斯好像把纳粹刚刚上台头两年（1933-1935）暗杀的人数搞错了。我不是研究那个时期德国史的专家，一点也不想为纳粹说什么好话，但“约有五十万希特勒的反对者被处死”的说法显然违反历史常识。皮斯恐怕把真实的数字扩大了一百倍，因为就连1934年“长刀之夜”（纳粹所谓的R?hm-Putsch）被杀的人数，最高估计也超不过一千人，而且这是那几年中纳粹杀人最凶也最系统的一次。

李零：皮斯的说法引自罗纳德·格雷的《希特勒与德国人》（Ronald Gray, Hitler and the Germans, Cambridge: 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罗泰回复：格雷是德国史专家，应该了解情况。皮斯是否误解了什么？比如，五十万是否指纳粹在他们统治德国的十二年中（而不是最初两年）杀死反对者的总数？

罗泰批注：658页

莱斯利·怀特不是考古学家（见上），Leslie是名，White是姓。

注意：著名的英国共产党员和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冷战期间多次访问美国，麦卡锡时代过后情况迅速宽松。

罗泰批注：683页

Blitt应作B Litt（= Baccalaureus litterarum, 文科学士）。

1915年柴尔德还能去希腊考察令人吃惊。但希腊此时的确还保持中立，次年才开始参战。柴尔德于战时怎么能去那儿，肯定有一个好故事。总的来说，关于柴尔德的生平（包括这本《笔记》在内），很少有人谈到柴尔德的旅行活动，即使偶尔披露他某某年去了什么地方，也未提及他参观了一些什么学术机构，认识了一些什么同行，交流了一些什么意见。这些我很想知道。比如，他见过科西纳没有？跟他说过话吗？是否用德语？等等。

superbeing恐怕是superman（尼采的übermensch）吧？

李零：B Litt，原书误作BLtt。拙译“‘超级文化’（superculture）指德式‘超人’（superbeing）的文化”应改“‘超级文化’（superculture）指德式‘超级存在’（superbeing）”，superbeing与superculture是并列关系。

罗泰批注：685页

柴尔德既没拿到硕士，也没拿到博士，实在可敬！时代真的变了。

罗泰批注：693页

A fair day's work for a fair day's pay，读起来很讽刺，应该作A fair day's pay for a fair day's work吧？

李零：原书作A fair day's work for a fair day's pay（干一天公平的活，拿一天公平的钱）。

罗泰回复：可能是笔误。

罗泰批注：705页

“耶路撒冷的英国学校”指的不是中学，像他原来任教的马里伯勒（Maryborough）文法学校那样，而是耶路撒冷英国考古学院（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Jerusalem），是一个高级研究机构。柴尔德在1920年代初到欧洲和亚洲的这几次旅行，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这里也应该说明一下，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生毕业后还能申请研究经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英国特点，在美国无法想象。

罗泰批注：724页

第三段所列七大事件（如匈牙利事件）并不全叫“革命”，多称“起义”（upraising，德语作Aufstand）。唯一可能的例外是第六个事件（东欧剧变），但东欧每个国家对这类“革命”的叫法都不一样。

李零：这类“革命”，现多统称“颜色革命”，简称“颜革”。

罗泰批注：746页

从这个书目看，最为显著的是，柴尔德最重要的杰作《曙光》被翻成俄语，但从未翻成其他语言，被翻的主要是他的普及性小书。当然，这些小书也很有价值，会畅销，会吸引更多读者，翻译也容易。但多瑙河流域的德国、奥地利和东欧国家都没有翻译《曙光》，让人觉得很奇怪。二十世纪初，英语的阅读能力在学术界远不如现在那么普遍，我想很多因工作需要本该涉及《曙光》内容的考古工作者，竟完全没有接触到柴尔德的研究成果，非常可惜！

李零：《曙光》译本，除俄国版，还有法国版，见748页。

柴尔德著《欧洲文明的曙光》中译本

罗泰批注：757页

ex-是拉丁语，希腊语作ek-，大约相当于英语的out。excavation不只是发掘的行动和过程，也可以指它的结果。你第三条提到的“考古学的集体化、工业化”是柴尔德完全避开的，尽管他是社会主义者。

李零：“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柴尔德单打独斗，但推崇“考古民主化”。

罗泰批注：759页

东南亚，不只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在那里只控制了马来西亚和缅甸，那两个地方的考古（尤其缅甸）刚好是最不发达的。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做的工作恐不能忽视。你这四十二项都提得非常好，非常正确。

李零：所言诚是。东南亚，不全是英、法殖民地，印尼曾是荷兰殖民地，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

罗泰：最后说几句话。

柴尔德一直是我的“学术万圣殿”（academic pantheon）里的重要成员，另一位是李约瑟。我从你的书才知道他们互相认识，这一信息让我很兴奋！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时，总会让学生看一些柴尔德的著作。那个时代，别的考古学家的书可以不看，但柴尔德的书不可不读。

我在中国学考古时还没听说柴尔德，但到哈佛当研究生时很快就接触到他的著作。好像并没有什么老师特意提到他，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一下子就被他的学术方式吸引。我陆续买了他的好几本书（现在家里还有，没有捐到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去），通俗本的小书看了，《曙光》也仔细读过，都很有收获，从未感到它们过时了。我们今天读柴尔德，当然要考虑到新材料和知识的发展，但他所有作品里的“思维质量”（qualité de la pensée）并没有变差，反而比很多新书都想得到位，很值得看。

我虽然受过人类学训练，但一直主张考古工作是为了理解历史（《宗子维城》里说得很明确，但人类学界的主流未必会完全同意），这可能反映出我早年在中国学考古受到的影响，也可能反映出我在哈佛期间阅读柴尔德后的思想状态。

罗泰著《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

2019年出版的《罗泰访谈录：学术·考古·人生》

上一代的人（包括特里格）也许还有一点担心，在北美的学术环境里不能过分强调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这一代，尤其像我这样来自欧洲的人，已经没有这类禁忌，这一点要感谢1968年学生运动的影响。柴尔德一辈子坚守他的立场是事实，你这本书把这一点分析得非常好，并且你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柴尔德的“思维质量”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密不可分。以前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恐怕会被吓跑，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用这样了。

某人是同性恋，以前也不敢公开讲，现在这个忌讳也没有了。从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以来，很多著名考古学家（包括中国的著名学者）都是同性恋。我也是，又怎么样？但柴尔德时代的情况不一样，这一点要理解。

你有关柴尔德的这一册是对西方考古学史的一个很可观的贡献，非常有价值。应该介绍到国际上去。直接翻译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还在想怎么办，夏天慢慢跟你讲。


她是钟芳蓉，不只是那个考古女孩

从2020年高考结束，到2024年北大毕业，湖南女孩钟芳蓉的身上一直被贴着各种各样的标签：留守儿童、小镇做题家、全省文科第四、北大、考古女孩、敦煌女孩。钟芳蓉知道，这些标签都是别人的需要，她自己并不需要，也从不主动去靠近，任凭外界喧嚣，她只是静静地度过了大学四年的时光，然后再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湖南的小城耒阳，到北京、北大，再到敦煌，这个普通女孩一步一步走向全新的世界，也一点一点掌控着自己的人生。

文｜周缦卿

编辑｜张跃

图｜受访者供图

静静地

去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和钟芳蓉相约去看明代城墙遗址，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赶上北京的秋天，最好的时候，天空蔚蓝，秋风温煦，进入遗址前买票，钟芳蓉把学生证给了售票的工作人员，隔着窗口，那位售票员打开学生证，扬起了声音：「呦，北京大学。」

钟芳蓉听到，没什么反应，这个标签已经在她身上贴了三年多，比她反应大的，永远是身边的人——关于她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4年前高考，在没有空调的考场里，钟芳蓉和其他考生一边流汗一边考，钟芳蓉形容，「考得昏头昏脑」。所以当高考的分数出现在手机屏幕时，钟芳蓉就有点意外了，676分，比平时稳定的成绩还高出了十来分，那是下午，她在老家的村里，睡了午觉后才查的分，她的排名被屏蔽了，她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点懵，但很平静，没有庆祝的打算。

后来，高中学校的校长带着一队人马，带着鞭炮赶到了钟芳蓉的家里，学校的宣传老师也来了，握手、拥抱、大合影，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学校以前文科考出来最好的成绩是武汉大学，而在2020年的夏天，湖南省最后一届文理分科的高考，学校历史性地有两名文科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特别是钟芳蓉，她考到了湖南省文科第四名。

「北京大学」、「留守儿童」、「湖南省文科第四」、「报了考古专业」，这些标签一个又一个被贴在了钟芳蓉身上，有关她的新闻点击量迅速超过4亿，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了她的事迹，中央电视台也来了。钟芳蓉的父母从广东请了假，匆匆赶回家接受各种采访。

但钟芳蓉却选择「躲」了起来，现在，她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场面，父亲打电话喊她上二楼，没有任何知会，她什么都不知道，一上去，一台台黑色的摄像机挤满家里的客厅，「至少十几台吧，都看不到沙发了」。

那是钟芳蓉第一次见到摄像机，那些要用三脚架立起来的大块头吓到了她，她一句话没说，马上转头下楼，进去自己的卧室，把门反锁，谁也不见，她害怕，不知道如何应对，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平常，她就是个话很少的人，陌生人跟她说话，她的脑袋都会空白。她的一位高中同学回忆，那时候的钟芳蓉，可能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但钟芳蓉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红遍全网，「主要因为我是留守儿童，还能考上北大，又报了一个完全不赚钱的考古专业」。

北大2020级新生开学那天，仍有记者去北大校园寻访钟芳蓉，这让钟芳蓉有点不适。她并不喜欢被关注，也很敏感，她能感觉到，学院里有些同学会对她有种隐隐的「不满意」，她没有具体说出这种微妙氛围的例子，但她说她很能感受到，初次见面，因为她的「声名」，部分同学是不太喜欢她的。所以，在新生班会上，钟芳蓉没有去竞争任何的班级干部，即使当了学生干部，能加学分，能离奖学金更近，但钟芳蓉什么都没做。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那种「不满意」慢慢消失了，同学们都能感觉到，这个不断出现在热点新闻中的女孩，和那些沸沸扬扬的「声名」没什么关系——她身形小巧，在人群中一点也不耀眼，总是很安静，完全没有很多北大学生的那种「领导力」，聚餐去哪里，吃什么喝什么，她会先问身旁的人，尊重对方的想法。大家一起出去游玩，她会用相机拍很多照片，只要跟她说一句，回头发一下。回头了，钟芳蓉就马上会发过来，「不像其他很多同学，回头就不记得了。」她的大学同学说，和她相处很舒服，让人感觉很安稳。

她就是一个安安静静、普普通通的女孩，她叫钟芳蓉，这三个字前面，不用加任何标签。

钟芳蓉

新世界

第一次和钟芳蓉见面，我们约在北大的未名湖边。这是整个北大校园中，她最喜欢的地方——春天的湖边，是梅花、桃花、迎春连翘，再晚些时候，二月兰就开了；到了夏天，湖边绿意围绕，柳树桃树丁香树，树树沁人；秋天，暑气褪去，天高云淡；而冬天的第一场雪，钟芳蓉也是一定要来湖边的，有时候整个寝室也会集体游湖。

钟芳蓉说，自己常在半夜来这里散步。未名湖承纳了她的许多心情，作业写不出来了，她去逛湖，某门课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最后分数没有很高，有些不甘心，她去逛湖，有时候，只是单纯的没事可干，也去逛湖。

从湖南耒阳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一些差异、不适应，这都是钟芳蓉需要面对的客观存在。

绩点之外，很多同学都各有特长，医学部的同学很会写代码，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历史系的同学是签约摄影师，还有的同学是轮滑大师。曾经，钟芳蓉也有自己的课外兴趣，她喜欢画画，初中时，美术老师问她要不要跟着学，她很想，但是妈妈否决了，那意味着一个学期要多出600块钱的课外支出。

还有一些处事方式，有的同学一进校就会有意识地去建立「关系网」，比如大家聊到恋爱，有同学会力荐朋友首选数院的男生，因为这位同学在修经济双学位，如果和数院的男同学谈恋爱，对方或许可以帮她解答各种题目。每每遇到这种状况，钟芳蓉都会觉得，自己反应好像比别人慢，「别人说一句话，可能意思有点多，我就要反应好一会儿，才能听懂。」

她还做过一次北大湖南招生组的志愿者。她和老师们一起去到长沙，招生组在入住的酒店里摆了「摊子」，方便同学前来咨询，在她高考过的省份，她被认了出来，钟芳蓉很高兴，但招生的工作远比她想象的复杂。

她联系了一个算是老乡的学妹，学妹考进了湖南省文科前十，说想来北大学社会学，钟芳蓉很开心，对接了社会学的同学为她解答各种问题，后来学妹又说想学心理学，钟芳蓉还是很开心，又找了大量心理学专业的资料和课程供学妹参考。

钟芳蓉跟学妹呕心沥血地交流了好几天，时刻在线，有问必答，希望能为北大揽下学妹，但后来，钟芳蓉才知道，学妹在跟她咨询前已经跟清华签了约。

外面的世界好大好复杂，她不止一次地感慨，但那终究是「外面」，是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大学的学生寝室没有门禁，24小时，学生随时进出，我惊讶于这点，钟芳蓉也惊讶，她以为所有大学都是这样的。她选修了戴锦华教授在百年讲堂开设的电影课，在百讲的暗光课堂中，钟芳蓉听戴老师讲了很多部电影，第一部讲的是韩国电影《诗》，她第一次知道一部电影的叙事是如何构建的，「有那么多蜿蜒曲折」，懵懂中，她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说清的力量——上大学之前，她从来没在电影院看过电影。

她还特地选了一门《动漫欣赏与实践》的课，因为这堂课上，老师会教授一些画画的基本技巧。在北京，在北大，钟芳蓉终于可以追求曾经的爱好。同学们都热衷参加一些社团，她不喜欢社交，但也有选择，她加入了北大猫协，猫协的人平时不用见面，只有一个群，群里安排「值班」，大家各自按照被安排的时间去喂流浪猫，用时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北大猫协，简直是I人的天堂。

钟芳蓉还记得，初到北大上的第一堂课，任课老师就开玩笑说，不想来上课你就请假，请假的理由呢？比如暗恋的同学来找你了，那当然要赶快请假去见。还有的老师会直接说，课上不会考勤和点名，上了北大，最重要的是什么？站在台上的教授问，然后自己回答：当然是谈恋爱啊，这是大学最美好的事情。

这样的瞬间给钟芳蓉的冲击巨大，毕竟，就在它们发生的不到一年前，她正被高中的学校送往河北衡水中学「训练」，她在一个复读班，150人左右的大班级，教室里，同学的关系远远比不上面前的书重要，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她记得，有个女同学只是涂了下唇膏，被班主任知道后，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狠狠批了一顿——在那里，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不被允许。

但在北大，一切都不同了——在这个来自小镇的女孩面前，新世界的大门被一点点打开了。

钟芳蓉镜头下的北大未名湖

命运的巧合

钟芳蓉第一次走进北大的校园，是在2017年。那年秋天，她刚上高中，学校例行在国庆假期带领成绩好的学生来北京研学。她跟着同学走了很多的路，晒了足够的太阳，每天晕头转向。在北大，那么多学院，她只拍了考古文博学院的照片，那时，她才高一，不知道什么是高考志愿，也没看到樊锦诗老师的书，更不太知道考古是个什么专业。

这似乎是命运的巧合——三年后她走进考古文博学院，成为这里的学生。报高考志愿时，钟芳蓉想过考古、历史、哲学这几个专业，她觉得，这些专业不用太跟人打交道，「我是个内向的人。」她总是这样结论自己。但是历史、哲学需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她不想总是在看书，而考古似乎不太一样。她曾看过一本介绍马王堆的书，大概有印象——考古需要下地「挖」，身体要切实劳动。后来，她又偶然间看到了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她记得那一集讲到了妇好墓，是个女考古学家的介绍，她莫名受到了一种吸引，觉得那应该是个好工作。

真正接触到考古后，她才知道这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考古不是纯粹的人文学科，这是钟芳蓉最深的感受之一，考古系的学生还要学习很多「理科」技术，CAD建模、PS、全景制图软件等等，还有年代测定，成分分析等属于古DNA科技考古的知识，且考古文博学院还是北大人文院系唯一需要学高等数学的学院，这门课程需要期中、期末闭卷考试，「那学期很多人痛苦不堪」。

还有「下工地」，考古界习惯把开挖的遗址称为「工地」。根据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学方案，每届学生到了大三，都要下「工地」实习一个学期——这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亲自制定的，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自1957年开展田野实习以来的传统。实习时，老师必须亲自带队，和学生在「工地」同吃同住，手把手指导，不能只是把学生交给地方考古队的技工。

大三一整个学期的实习被称为「大实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实习」，但无论怎样的实习，考古工作都是乏味和重复的，同时还需要极大的细致和耐心。钟芳蓉说，在外实习，白天六七点钟起床做事，晚上做总结，很辛苦，对于女生，「下工地」也不能有任何打扮，美甲、裙子、首饰，这些会在「挖土」时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她详细讲述了2023年的暑假在洛阳龙门石窟实习时的工作：几大蛇皮袋的陶片，倒出来，按照时代分，时代下面按照陶质陶色分，红色、灰色、黑色等等，分完颜色，还要观察陶片的纹饰，再按照陶片的大、中、小，把可以拼在一起的陶片拼好。分出来的一堆堆陶片，还要称重量，做统计，把里面能辨认出器型的、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挑出来，再次统计，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陶片上面写上单位堆积号，后面还有绘图、写器物卡片等等。

上述步骤，也只是开了个头，后续还要拍照，用CAD画图等等，在钟芳蓉看来，这份工作就像大部分工作，重复、重复、再重复，但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能发掘出来什么，在整理阶段找到什么都是一种未知的惊喜，她说，这就是考古迷人的地方，就像人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在高考完「走红」的那个夏天，对于钟芳蓉的选择，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钟芳蓉真正到了北大之后会后悔，后悔自己那么好的高考成绩居然选了考古专业。上大学后，她主动离开了公众视线，静静地上课、在寝室看书，考试前通宵复习，期望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关于自己的专业，关于自己的感受，一向寡言的钟芳蓉很少对外表达什么——整个大学期间，她都保持着一种低调与谨慎，她很怕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又被当成热点标题到处传播，也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代表了北大，代表了考古文博学院。但在很多交流的瞬间，我都能感受到，对于自己的选择，她从未后悔。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曾经有男孩向钟芳蓉表白，她本来有些好感，两人开始在微信上聊天，聊到考古专业，男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觉得考古是一项技工活儿，重点是会「挖」，不需要什么研究能力，讲着讲着就开始讲盗墓，讲自己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些盗墓的人，有多么多么厉害——这是钟芳蓉最大的雷区，她曾经受邀注册了微博账号，发言不多，但关于考古和盗墓的关系，她非常郑重地在微博上公开说过：那是深仇大恨的关系，盗墓对考古是致命的打击，极大地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

那段聊天没能再进行下去，钟芳蓉回复对方：「互删吧，别聊了。」

关于钟芳蓉的专业选择，最初的质疑声中，一个很主流的观点是「穷」，「这注定不是一个大富大贵的行业」，还有人说，「到就业的时候就哭了，分分钟教你做人」。但钟芳蓉说，她理想的工作就是人际关系简单，不用过多地面对人，处理和人的关系，至于金钱，她没有特别的欲望——说这句话时，她已经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读了三年书，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钟芳蓉带我去北大勺园食堂，吃这里最著名的黄焖鸡饭，她说：「我这个（考古）工作吧，除了没钱又苦之外，其他的就都还好。」我愣住了，看着她，食堂好多同学，吵吵嚷嚷，我重复了她的话，我们都笑了。

来北大后，钟芳蓉拍下了雪中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选择

说起大学四年，钟芳蓉还会常常提起自己在考古文博学院遇到的老师。

她记得新生入学时，学院为同学们分配了生活导师，钟芳蓉和另外两个同学的生活导师是学院的前任院长，院长每个月都会请她们吃饭，在北大南门、西门，不同的餐桌上，院长边吃边谈那些考古的趣事，挖到的惊喜，没有半分院长的架子。

韦正是钟芳蓉的学年论文导师，和学生们吃饭时，他会提议让年纪最小的学生坐主位，钟芳蓉恰好是年纪最小的那个，于是就坐在主座上，和老师们聊日常生活，开玩笑，讨论学术。钟芳蓉说，这几年，她跟着韦正老师去过龙门石窟，去过云冈石窟，参观过的展览太多了，故宫的展，丝绸之路展……和所有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一样，韦正总是希望学生多实践，到现场去。

或许，正是这种注重实践、要求老师必须亲自带学生「下工地」的教学传统，使得在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关系尤其紧密——在北大的所有学院中，考古文博学院几乎是最「小巧」的那个，现有教师44人，还不如哲学宗教系的教职工多。早些年，考古文博学院本科招生大概只有十几人，钟芳蓉这一届，一共招生46人，师生比例基本达到1：1。在这里，对于老师而言，学生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只是上课点名时的一个个名字。

今年5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北大红一楼见到了韦正。见面之前，他曾非常细心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预约入校，如有需要，韦正的原话是，「有劳发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之后，他甚至告诉我具体的地铁路线，「乘坐4号线到北京大学站，西北口出」。

见面当天，韦正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来晚了一些，他说着不好意思，刚下课，学生还围着他探讨了几个问题。他穿得很素朴，戴着眼镜，黑头发努力在白头发中间挤出来。韦正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南京大学考古系读的，硕士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后来，别人告诉他，去北京吧，去读北大考古系的博士，北京好玩儿，韦正就考了过来，导师正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2002年，韦正博士毕业，留校任教。

交流中，韦正说得最多的也是——实践。他说，自己从宿白先生那里学习到了考古学科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性」，「宿白先生常说，考古学的生命在田野。」韦正说，考古学科首先是动手，如果不会发掘，研究大概率也不可能深入，对学生来说，田野实习是个试金石，「你试过之后，就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钟芳蓉自然是喜欢的那一类，尽管她也曾产生过深深的自我怀疑。那是去山东实习，开掘工作很不顺利，迟迟没有进展，这让钟芳蓉非常困惑，「工地」里，自己一锥子一锥子下去，地下到底是什么？这跟坐在冬暖夏凉的教室学习课本的定论知识有很大的不同，实际的考古工作需要想象，不同的设想结论产生不一样的挖掘方向。这是所有新手都会面临的难题。那时，她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适合考古？」最终，还是考古的迷人之处帮她解了惑，她相信并认可韦正对于考古之于个人意义的那段描述，「学会欣赏，欣赏文物，欣赏一种远去的生活，欣赏别人的人生，这个过程，让自己心能静下来，就是最大的功用。」

「下工地」的室内整理环节

也有人不喜欢。陈慧桐和钟芳蓉同期入学，她就觉得考古很无聊，去「工地」就是挨晒，看着学长学姐在地里挖，给泥土分层，她什么都看不出来。课堂上，老师讲器物和类型学，讲遗址，讲地里出了多少骨头，多少碎陶片，讲台上，老师强调透物见人，「但对我来说，通过一个不知道啥年代啥人用过的陶碗，去推断这个时代的人的整体风貌，这个过程太曲折了，我其实见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只能见到自己脑补臆想出的人，我还晕车，每次外出（去工地）坐大巴都想吐」，没等到大三的秋季大实习，陈慧桐就早早地转了系。

对离开考古专业的学生，韦正也表示充分理解，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专业，这是每个学生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最重要的个人选择，「最主要还是得喜欢，不然你很难在这儿。」

除了很早就转系的学生，还有一些学生会选择在大三跨专业保研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其余学生，也都会在大实习前后，思考未来的去向。通常，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绝大多数会选择在本院考研读研，个别同学会选择出国，选择直接工作的同学并不多，因为很多考古研究所、省级博物馆，招聘的起始门槛都是硕士研究生。

这也是摆在钟芳蓉面前的现实难题。她为这件事情考虑了差不多一个学期，她想读研，毕竟硕士学历也意味着在工作上有更多选择。本科期间，受困于疫情防控，很多出国交换的项目被迫中止，现在，那些交流项目在逐渐恢复，读研也意味着可以出去看看。她的绩点也足够保研，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读研两年，学费要8万，而北大考古专业只有专硕没有学硕，学校也不再给专业硕士提供学生宿舍，这就意味着，如果读研，她需要在被称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附近租房两年，还要再花费四五万。

当年高考后，她获得了一些奖金，来自学校的、政府的，还有一些当地企业的资助，整个本科期间，钟芳蓉都没有花爸妈的钱，但家中还有上高中的弟弟，就读的正是她当年的那所中学——她当年的出圈为那所中学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效应，学校的学费也水涨船高，钟芳蓉高中时期，一年的学费不到1万，现在，弟弟每年的学费需要近4万。

钟芳蓉算了笔账，弟弟还要读一年高中，之后还有大学，如果自己继续读书，家里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小到大，姐弟俩的学费、生活费，多半都是父亲手工打家具，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打出来的，如今父亲49岁了，她不想父亲再那么辛苦。

决定工作后，摆在钟芳蓉面前的选择之一就是敦煌，每年，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岗位都会招收一名本科毕业生，在所有可选的选项中，这也是最合钟芳蓉心意的那一个——钟芳蓉的本科毕业论文方向是佛教考古，而敦煌正是佛教考古的理想之地。

2024年7月8日，根据甘肃省文物局发出的官方通知，钟芳蓉位列石窟考古岗位面试第一名，将前往敦煌研究院工作。

在飞机上，钟芳蓉看到的敦煌

挣脱

今年春节前，钟芳蓉放假回到湖南老家，我去那里见了她一面。当时，湖南中南部地区刚刚下了一场暴雪，天气阴冷，寒气从地面袭来，南方没有暖气，家里取暖的设备只有客厅的电暖器，钟芳蓉就在被窝里看着英文文献。

对于我的到来，她的父亲有点意外，在他看来，钟芳蓉的热度应该已经过去了，如今，考古工作的工资还没有他这个只读到小学六年级、在家具厂打工的中年人多，而家里亲戚在聊到钟芳蓉时，口吻也多有遗憾——经济、金融，「搞那个才好」。

但现在的钟芳蓉已经不太在乎这些评价了。当时，聊起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钟芳蓉说，大学之于她的意义，不只是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她也因此在物理距离上远离了原生家庭，让曾经那个被忽视、被压抑的女孩一点点舒展开来。

在家里，钟芳蓉是长姐，她有个小四岁的亲弟弟，还有三个和弟弟差不多年龄的表弟表妹，父母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学时，钟芳蓉就负责带领大家，主要负责不让他们离开视线，不让他们打闹。有那么几次，钟芳蓉记得，爷爷奶奶去了镇上的集市卖菜，中午还没回来，她就给弟弟妹妹们下面条吃。

小时候，只有快过年的时候，钟芳蓉的父母才会从广东回来，她喜欢他们回来，会站在家门口的小道上早早地等候，但等到父母真的走进视线时，她甚至都不好意思喊句「爸爸妈妈」。从小跟着长大的爷爷奶奶，她感觉奶奶更喜欢表妹，因为表妹嘴甜，会喊人，而钟芳蓉，什么都藏在心里。

到了要读六年级时，因为村里的小学没有六年级，钟芳蓉不得不进城，去到县城的寄宿制学校读书。钟芳蓉的妈妈也在她上初中不久，从广东的工厂回到了家乡，在县城开了一家鞋店，「留守」了十几年，母亲终于回来了，这原本应该是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但回忆起来，钟芳蓉并不觉得美好。因为店面的选址过于偏僻，鞋子的款式也不时髦，店里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妈妈心情总是不好，没有好的脸色。有时，钟芳蓉和弟弟闹矛盾，妈妈也会发很大的脾气。

印象深刻的记忆是关于一个存钱罐。

6岁时，做木匠的父亲送给钟芳蓉一个存钱罐，木质的，房屋的形状，钟芳蓉开始存钱，一块的、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一百块的，这钱一直存了快十年。

有一天，存钱罐被弟弟发现了，被砸开，里面有一千多块钱，弟弟请同学吃零食、玩，不到一个月，全部用完。钟芳蓉非常愤怒，她想打弟弟，但是，一向护着弟弟的妈妈先行一步，把弟弟暴打了一顿，随后，又打了钟芳蓉，骂她为什么要存钱，有什么资格存钱。妈妈也骂了爸爸，问他为什么要给钟芳蓉做一个存钱罐，让她存钱？

总之，妈妈的鞋店开了两年，钟芳蓉在青春期中痛苦了两年。后来，爸爸妈妈的关系也越来越差，常常把离婚挂在嘴边。

在钟芳蓉的记忆中，她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是父母关系最好的时候，家里来了很多记者，还有央视的要拍片子，要拍一家人在一起，要拍一家人一起吃饭。那个时候的饭桌是融洽的、圆满的。

高考完，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的钟芳蓉

钟芳蓉说，从小，她就习惯顺着父母，不太说话，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她知道，她说话没有用，妈妈会说，「你这么小你知道什么？」大部分事情上，父母极少征求她的意见，时间久了，连妈妈骂她，钟芳蓉也不反驳了，如果回应，会被认为是「顶嘴」，会招来更狠的辱骂。得到过夸奖吗？钟芳蓉说：「不会夸奖，过年的时候，说几句，（说）我成绩好，很少。」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一那年暑假。有个广东人找到她父母，自称是广东这边钟氏家族的「代表人」，他说自己在深圳开了公司。爸妈很是相信这位代表。钟芳蓉大一的暑假，代表喊钟芳蓉去他在深圳的公司实习，钟芳蓉不愿意，妈妈骂了她一通，说人家是好心，你不要不懂感恩。妈妈的话说得狠，让人难过，钟芳蓉没办法，最后去了。

那个暑假，在代表人的公司，钟芳蓉每天的工作就是安静地坐着，就像小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钟芳蓉上的是学前班，就是在教室坐着，没有老师上课，坐到小学生放学了，她就可以回家了。

那时候，钟芳蓉工位上的电脑没开过机，也没有人给她分配任何工作，她不太知道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坐满8个小时，人家下班了，她也下班。代表人也曾带钟芳蓉出差，给她灌输——女孩最好的归宿就是考公务员，再嫁个好老公。

晚上的饭局上，代表人让钟芳蓉站起来，举起酒杯，学习敬酒，再让钟芳蓉发表感言，今天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悟。钟芳蓉不得已，站起来，对着一圈人发表感言，然后坐下，安静地吃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月，钟芳蓉回了北京，「什么都没锻炼到」。在深圳的日子，钟芳蓉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后来有段时间，她一直没有理会妈妈，她终于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进行一些反抗。

在更开阔的世界，她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成长样本，她的自我逐渐生长出来，开始渐渐明白，过去自己以为正常、大家都这样的成长经历，其实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甚至伤害——原生家庭真的会非常深刻地影响一个人，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什么都做不了。

大学四年，高考后获得的奖金帮钟芳蓉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她还用省下来的生活费去了很多城市，上海、苏州、厦门、西安、贵州等等，住青旅、学习摄影，旅途中她会拍很多照片，装满了整张存储卡。她喜欢二次元，这让她释放了更多的自我，她会穿着黑色镶白边的洛丽塔裙子逛街，会去参加漫展，尽管很害羞，还是主动去和「魈」（读音「xiao」，一声，一款游戏的角色）合了影。

在湖南老家的卧室里，她打印了几百张平时拍的照片挂在墙上，还专门为漫画人物的手办和模型买了一个展示柜——没有人再干涉她的爱好，因为，这一切都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的。

终于，大学要毕业了，钟芳蓉给爸妈打电话，问他们，要不要来毕业典礼？从小到大，爸妈从来没参加过钟芳蓉任何的毕业仪式，甚至家长会都很少去。这次，本科毕业工作了，他们认为这是女儿人生中最后一次毕业典礼，还是来一下吧。他们也从没想过她是否还有继续读书的可能。

毕业典礼当天，在北大百年讲堂，钟芳蓉代表考古文博学院的本科生进行毕业致辞，爸妈就坐在台下。她还算平静地念完了稿子，「这几年在考古学习中的探索与努力，实习中每一次的挖掘与发现，都让我们对考古学与历史和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说，旅途继续，愿大家都能在旅途中「怀抱着好奇与勇气，去探索未知，去实现理想」。典礼结束后，她又带着爸妈打卡了北大的每一个游客点，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她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他们还是那样，相顾无言，第二天就回湖南老家了——但钟芳蓉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听到他们要离婚，就愁到失眠，疯狂长白头发的小女孩了，她的世界已经与从前完全不同了，而通往新世界的每一个选择，无论是北大、考古，还是敦煌，都是这个女孩自己的决定。

穿着洛丽塔裙子的钟芳蓉

辽阔的

2024年7月3日，毕业典礼两天后，钟芳蓉去交还学士服，办毕业手续，那天，她有了一种真的要毕业了的感觉。此时，距离去敦煌报道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她还可以拥有一个长长的暑假。

其实，这个暑假从大四就开始了。大四开始时，她和同学组了一个「大四玩遍北京」的群，打算走遍北京及其周边的「名胜古迹」，她去了古北水镇、妙应寺、鲁迅博物馆、西什库教堂，看了很多展览，还一个人跑去常州参加了音乐节，只为看周深的现场演出。我问钟芳蓉，周深什么地方最吸引你？她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他也是个留守儿童。」周深的故事，钟芳蓉记得很清楚，他先是被独自留在了湖南老家，后来才跟着父母到了贵州，学了不喜欢的专业，出国，孤单的一个人，最终回到了喜欢的音乐上。上大学后，钟芳蓉成了周深的忠实歌迷，一直想去现场听周深的演出，直到大四，这个愿望终于实现。

还有太多太多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时间总是不够用，一眨眼，钟芳蓉真的要离开北京了，但心里也没有那么多伤感，因为，男朋友还在北大读书，「我以后肯定会多回来」。

这段恋情刚开始不久，毕业前几个月，钟芳蓉在北大树洞发帖招募游戏搭子，当时，她这样介绍自己：目前还是新手，但是在繁重的学业之外想要用游戏来放松一下自己，钻石段位，主要玩中路，女生，可开麦(主要取决于会不会影响舍友们，舍友们在就不会开)……一个人玩有点没意思，而且也菜@如果不嫌弃的话求带，或者我也可以带新玩家入坑(不嫌弃我菜的话)。

很快，帖子下面有人响应，是个计算机系的大三男生。他们一起搭档打了一段时间游戏，很愉快，男生话不多，猜到她可能是那个「考古女孩」，但也不会问东问西，会自己默默去搜新闻。后来，他们成了恋人，男孩高高的，总是穿白色的T恤，因为钟芳蓉喜欢白色。他的成绩很好，但从不炫耀，对很多事物都感兴趣，但并不会夸夸其谈，凡事会先问她的意见和感受，他们相伴度过了钟芳蓉大四最后的时光。

离开北大后，钟芳蓉经历了非常忙碌的两个月，她去了考了驾照，搬了两次家，从北京到耒阳老家，再从老家到敦煌。在湖南，她还去参加了一个考古项目，是韦正老师介绍她去的，对于钟芳蓉放弃保研去敦煌的选择，韦正非常赞同，在他看来，这会帮助钟芳蓉积攒珍贵的实践经验，日后如果还想继续深造，这将是钟芳蓉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优势。

两个月中，难得的清净和悠闲还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他们一起去云南旅行，走过了丽江、香格里拉，还有大理。出行前，男孩专门带了「拍人更好看」的相机，时时刷着天气APP，期待能在梅里雪山看到日照金山。真的到了雪山脚下，两个年轻人反而不焦虑了，他们定的酒店，阳台一望，便是雪山，即使没看到日照金山，钟芳蓉也觉得很好，和喜欢的人舒服地躺着，四周静谧，什么都不用想，只等云散开。

赛诺的娃娃和等待云散开的雪山

8月下旬，钟芳蓉启程前往敦煌，同行的还有爸妈和弟弟，她还是想带他们去看看自己即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特别是弟弟，这是他难得的假期，开学后他即将进入高三——在吵吵闹闹的童年过后，弟弟对姐姐的态度转变很大，因为姐姐学习好，在学校、村里跟人聊天，弟弟会主动炫耀姐姐钟芳蓉如何如何。但他还在青春期，对学习不是很上心，钟芳蓉常给他打电话，鼓励他好好学习，跟他说父母工作多辛苦，挣钱多么不容易，本科的学历在这个社会多么基础，还有一些具有吸引力性质的话：「如果你考上大学，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天天用手机。」

9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钟芳蓉在敦煌研究院第一天正式上班，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岗位、工牌、饭卡和工资卡。敦煌研究院还给新进的员工提供了单间公寓，一个大开间，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还有阳台。公寓里，有一个大大的书柜，这是钟芳蓉从未拥有过的，无论在老家还是在北大的宿舍，书柜都不够大——未来几年，她将一点点地填满它。

这也是钟芳蓉第一次拥有完全独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她说，每天下了班，她最享受的就是回到公寓，美美地躺在床上，从公寓的窗子望出去，是一排排的杨树，这个季节，杨树还是绿色的，绿色的背后，是一片片黄沙和暗红的石山——在这里，她将再一次开启新的生活，尽管仍充满未知，但好在天高云阔。

公寓外的杨树、沙山和丹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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