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合国到华尔街，从翻译官到私募大佬，他做对了什么？ 供应链

从联合国到华尔街，从翻译官到私募大佬，他做对了什么？ 供应链和流量，把服装行业卷成红海， 

从联合国到华尔街，从翻译官到私募大佬，他做对了什么？

来源：长江商学院

从空军战士到联合国翻译，从华尔街精英到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家，孙强的经历堪称传奇。

他先后供职于高盛和两大国际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和TPG集团，历任华平投资亚太区主席、TPG中国区董事长。

他的前半生是一部折射时代变迁的精彩大片，亲自见证并深度参与近三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经济腾飞和资本市场兴起的历史进程。国美、58同城、亚信、神州租车等一系列当时还在初创而如今家喻户晓的名字，正是他30年投资生涯的代表作品。

作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开创者之一，他还率先提出“向善的资本”，积极倡导义利并举的影响力投资并身体力行。

今天与你分享长江商学院CEO首期班校友孙强的人生故事，为你解读成功与失败的价值。

孙强

著名投资人

长江商学院CEO首期班校友

1992年发生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给改革开放注入“强心剂”；同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浦东新区，上交所开始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中国金融改革如火如荼……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华尔街旁的城宽街85号高盛总部，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工作了三年的孙强正面临着人生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正在参加高盛的入职培训，那一年，他36岁，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放弃了联合国高薪的翻译工作，而且即将要放弃美国绿卡回国发展。

私募股权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未上市的初创企业来说，PE的重要性不言自明。1992年后的中国，私募投资方兴未艾，孙强，就是这一行业的见证人之一。

从1994年至今，孙强已经有三十年的私募从业经历。他先后供职于高盛和两大国际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和TPG集团，历任华平投资集团亚太区主席、TPG集团中国区董事长。孙强三十年来投资了众多在当时还处于初创期的、但日后被大众所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比如国美、58同城、亚信、神州租车等等。

这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但也不乏失败的教训。这些投资失败的经历都一一被孙强总结成避免再次失败的经验，分享给金融从业者。

可以看出，对孙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结果，而失败的教训才有更大价值。而从这其中，也能窥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发展变迁和一代人的商业浮沉。

01

跳出舒适区，30多岁转行做投资

孙强自幼在杭州长大，高中毕业时选择参军入伍服役。

1977年冬，高考重启，孙强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大二那年，适逢联合国在北外公开招聘翻译官，孙强成功入选，并在1984年被派赴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

放到今天，联合国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时间自由、待遇优厚，还能接触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员。“联合国是一个舒适区。”孙强自己也回忆道，“离开舒适区总是艰难的，但我不想永远做翻译，给别人当‘传声筒’，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这使孙强萌生了转行去商界的想法，而这时的他已经30多岁了。

30多岁的选择并不容易，尤其是要放弃一份稳定且体面的高薪工作，转而投向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你当时就不害怕转行失败，一无所有？”

“本来有的也不多。”孙强说。

“失败了也没法再回联合国工作，多高的机会成本。”

“对自己还是要有点信心。”孙强回忆道，“我看过很多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有自信的人成功率就大很多。”

由于良好的英语功底，加之不断努力，孙强再次迎来人生转折，他最终被世界顶级的沃顿商学院录取，并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及国际问题研究硕士双学位。毕业后，孙强先是到资助他读MBA的法国金融家保罗·乐泊克的投资银行工作，完成了由翻译到金融行业的跨行转型。

人生的选择之所以难做，往往不是因为面对的选择太多，而是因为选择意味着放弃，意味着高昂的机会成本。“有人统计过，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每一天我们大概要做3万个选择，但大多是下意识的选择，比如吃什么、坐什么交通工具等等。”孙强说，“但有几个人生岔路的重大选择就非常难做。”孙强坦言。

1992年，孙强再次站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从人生轨迹看，乐泊克投资银行让他在国外已经再次拥有了一份收入高且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拿到了美国绿卡。但他再次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不易理解的选择——放弃绿卡回国，降级减薪入职高盛亚洲区。

这个决定要源于1992年初夏，孙强回国探亲的经历。他在北京和杭州小住了半月，发现城市面貌和他出国之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六年时间，恍若隔世。”受到中国巨大发展潜力的感召，他决定回国发展。当时恰逢高盛在香港扩张团队，但职位和待遇都不如乐泊克。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当过兵、扛过枪、去过联合国、又转行去做投资。这些转变都有非常大的跨度，也有高昂机会成本。而与每一次选择所放弃的职位、高薪相比，其实最大的成本，是时间。他回忆刚加入高盛时的那场入职培训，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刚毕业的MBA学生，而他上沃顿本来就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作为已经干了三年投行的新人参加入职培训，感觉怪怪的。”孙强回忆。

无论是孙强所在的年代，还是现在，大多数人都被严格框定在“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规则里，年龄越大，选择越难，选择余地越小，似乎是每代人的宿命。

孙强跳脱出了这种宿命。孙强在选择读MBA时已经30多岁，真正开始从事私募已经年近40岁，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

“伟大是熬出来的。首先你得熬，第二你得努力，第三得等机会。”这是孙强非常同意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年轻人现在普遍面临的35岁焦虑，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好事，因为之所以能够焦虑的前提，是至少还有选择。

“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未来的机遇是看不到的。我上高中时，根本就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在部队那四年，想了想自己还能干些什么，于是我就找了个机会学英文。所以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做好内功，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学了一身本事，以后怎么都会有机会。”

这是他给年轻人的建议。

02

When in doubt, sell half

因为在孙强看来，人生是一场长跑，而非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样的人生观也折射在他的投资理念里。

孙强投一家公司，最看重的不是这家公司的业绩及财务指标，而是创始人的韧性——“就是一个人坚韧不拔地相信自己能做成一件事”，他举了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的例子，即便在被判入狱后，张文中依然坚持学习和工作，最终冤案平反后，公司比以往更成功。“这就是企业家的韧性，财务指标只能反映过去，而未来则掌握在企业家的手中。”孙强说。这样的投资理念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孙强作为一个成功投资者的原因。

但是，“识人”二字看似简单，其实在实践中确有很大难度。私募股权投资作为未上市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暗藏很多风险。一方面，这些企业多来自新兴行业，投资者需要判断所谓风口是泡沫还是真的价值；一方面，很多未上市的企业都属于初创期，内部管理并没有建立起高效的现代管理制度以及科学规范的财务制度，甚至连创始人团队，都有很多“看走眼”的情况，孙强也吃过这样的亏。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那时做互联网集成系统业务的亚信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孙强看准了它的发展潜力。1997年12月，孙强代表华平投资了亚信，但到1999年初的一天，亚信的创始人之一田溯宁突然提出要离开亚信，去创办另一家全新的网络通信公司。

“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核心人物在公司发展早期的时候走掉，是非常危险的。”孙强回忆道，“但好在亚信有两个核心人物，田溯宁走了还有丁健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团队我没有看错，赛道我也没有看错，他们走的路也没有看错，但差了这一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投资亚信是孙强投资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它给孙强上了重要的一课。

2000年3月3日，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正值美股互联网泡沫的顶峰，亚信上市当天收盘股价暴涨314%，总市值达50亿美元。发行新股后，华平持股18%，价值9亿美元，相对于1000万美元的成本，升值了80倍。

但遗憾的是，孙强错失了在顶峰退出的机会。随着美股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78%，5万亿美元市值随之蒸发。亚信股价也从100多美元跌倒50美元，当时华平的六个月禁售期已满，浮盈还有40多倍，这时本是最好的撤出时机，但孙强没有减持。

“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孙强事后回忆道，“我当时跟田溯宁、丁健（两位亚信创始人）都成了好朋友，产生了比较深的友情后，对于投资的判断就开始有误区了，没有看到大势。”

同时，他也低估了退出的难度。美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董事均属于知情人士，只能在公司业绩公布后的4-6周内买卖股票，以防止股价大幅波动。因此孙强能够减持的窗口期本来就很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股价下跌。最终，华平投资亚信从浮盈几十倍降到了3.3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私募投资都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行业，因为机会总是稍纵即逝，投资人需要结合时弊，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富商业价值的投资决策，这极其考验投资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所以，后来我自己给自己总结了一条经验叫‘when in doubt, sell half’，就是在有浮盈时，看不准的时候起码卖一半，卖了一半如果它再涨上去我还有一半；如果跌下来我已经套现一半了。其实我们那时候如果能卖一半亚信的股票，基本就锁定回报了。”

孙强总结道。

03

泡沫还是真价值，关键看应用

纵观孙强三十年的投资历程，虽然过程曲折，但是他的投资所涉足的领域基本上都踩中了时代的发展脉搏。户外广告、房地产、零售、TMT等，这些曾经高增长、高回报的行业，都有他的投资足迹。“做投资，对宏观大势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中国从来不缺风口和概念，但是真正富有投资价值的板块总是凤毛麟角。对在私募行业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兵孙强，判断一个行业和公司是否有价值，是他多年的必修课。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心得，就是“判断一个行业是泡沫还是真的价值，我会优先看这个行业有没有大规模的应用。”

他举例道：“比如区块链和元宇宙（AR）的概念已经存在有十年以上了，虽然各种新闻、解说天花乱坠，但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而人工智能就不同，AI出来以后，我去TCL找李东升，TCL已经在大规模地应用。他们就讲，生产电视机有一个很小的工序，原来用机器人都做不了，就得用手工。但是现在用AI来做，效率提高30%；包括我们使用ChatGPT来处理工作、撰写报告等，效率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应用非常广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真正的潮流，不会是泡沫。”

“如果要在中国投资AIGC，相较于投资大模型，投资垂直模型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现在是撒种观察的好时机。”

孙强认为，AIGC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层面。大模型的研发优势主要在美国，而且动辄耗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相比而言，中国有广阔的AIGC应用的消费市场，且中国消费者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在AIGC的应用场景方面，中国会更有发展优势。

孙强认为，AI大模型的底层需要算力支持，算力的背后需要大量的能源供给。而中国又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宏大愿景，所以，传统高污染的化石能源势必无法成为算力支持的主力能源供给。因此，中国市场对光伏等清洁能源的进一步开发、研发和利用将有巨大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光伏及新能源行业的“产能过剩”只是英美等国在成本和价格方面竞争不过中国而找的借口，这并不影响光伏等新能源行业依然是一个好的投资赛道。

04

让资本耐心起来，关键看机构资金

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银行融资往往追求大项目、低风险、短期回报。而在各种新科技、新技术企业不断涌现的当下，新兴科技企业往往需要长周期的资本投入，这与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不甚匹配，就需要引入更多耐心资本，私募股权投资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孙强看来，耐心资本至少需要包含三个条件：

第一，耐心资本不是市场通过散户渠道融来的钱。比如，前些年的“全民PE”现象，全国各地一度掀起的PE投资热潮，各行各业的人都去投PE，这种情况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热钱也肯定不是耐心资本。

第二，耐心资本要求投资者在投资时，对标的企业有清醒的判断，即既要相信自己对所投企业未来会盈利并带来投资回报的判断和决策，也要把企业在短期内不会立即产生回报的风险因素考虑在内，投资人应该考虑好企业创造价值、带来回报所需的时间周期，做好心理预期再做投资决策。

第三，在投资之前，投资者就应该和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商业模式、管理制度等方面达成共识，避免投资之后产生分歧和矛盾，影响企业后续融资及经营发展。

在孙强看来，耐心资本的投入必须由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相结合共同推进，“这两边一边没有耐心都不行。”

投资中国企业的资本通常给人“快进快出”的印象，对于中国目前耐心资本相对不足的情形，孙强认为，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有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用四十多年时间走过了很多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周期相对较短，环境的高速变化使得中国消费者接受新事物的速度非常快，各个行业的发展和变化速度也非常快。

“企业如果来不及转舵，可能就落伍了。”孙强坦言，“在中国做投资确实有这个顾虑，大家就怕自己的资金由于所投企业转型滞后于市场而被套牢。”

在孙强看来，资本不见得一定是要追求在越短的周期内得到越多的收益。因为，如果资本撤出后，投资人还会面临再投资的问题，而再找到一个好的项目标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对投资人来说往往是更大的成本。回报的可持续性，往往是投资人更看重的因素。如果一个项目可以持续为投资人带来合理的预期回报，投资人不见得一定还要转投更高风险更高收益的项目。“投资人追求的是回报，并不是时间。”孙强说。

孙强认为，从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周期来看，机构资金不足也制约着耐心资本的发展壮大。比如，在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构成更为丰富。美国大的保险公司、大的退休基金和养老基金都投PE，且资金占比远高于中国。机构资本都是长期资本，长期资本不足就使得中国私募投资的投资周期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加大机构资本投资PE的力度和规模，可能是壮大耐心资本可以思考的一个可行路径。”孙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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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和流量，把服装行业卷成红海

文 | 首席人物观 二毛

编辑 | 江岳

广州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刚刚发生了一场“地震”，淘宝大户“少女凯拉”老板携款潜逃，这是一家拥有553万粉丝的五金冠店铺，卷走了沙河档口300多家供应商的货款，据统计，大约4000万元左右。

一直以来，广州都是服装行业的耶路撒冷。在服装行业流行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八成服装来自广东，广东八成服装来自广州；另一句话是：服装看沙河，沙河一涨全国涨。如今，一场大火烧向这座耶路撒冷，同时也把服装人的境遇“烧”到台前，更多痛苦被展示在公众面前。

郑北是这次“少女凯拉”跑路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沙河经营着一个网络批发档口，主营低端女装，这次他被逃了4万多。在同行平均损失10万左右的境况下，他的折损不算多，不过，相应的，他档口的规模也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上半年算是白干了”，他无奈道。

从一个服装车工到一名网络批发档口的小老板，郑北走了15年，漫长的从业经历，让他连经历被跑路的次数都比别人多。

前年，服装行业发生过一次更大级别的“地震”。淘宝平台加起来有2000万粉丝的五金冠店铺 “试衣间SYJ”和“超会购supermall”老板跑路，那是一对夫妻经营的两个店铺，他们的欠款规模高达7000万，不幸的是，郑北也在欠款名单中。

“那次我被跑了差不多快10万，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白头发都长了好几根。”那次带来的成长是，他在之后经历跑单时，不会因为痛苦而失眠了。

“服装批发这个行业，没有一个商家没有被跑路过，太正常了。”来自晋南的服装批发商李源告诉首席人物观，“基本上只有欠账的生意能做大，不欠账做不大，或者说，不能欠账的档口肯定做不大，而且是生意越不好，越给客户赊，客户越大，越要压账期。”

根据郑北了解的情况，“少女凯拉”这类店铺与供货商的结账周期大约在1个月左右，即本月底结清上个月的货款，也就是说，先拿货，等资金回款了再来结账给档口。

类似的商业模式在房地产行业也常见：先卖房子，等房子卖出去了才能给工程承建商结款。如果房子卖不出去呢？现实社会已经给出了答案，看看企业信息网站里的建工类目如今有多少个老赖吧。

这样的结账方式，让服装批发商们在交易中非常被动。客户的实力越大，危险系数反而越高，“就跟玩股票似的，收益高的风险也高。但凡跑路一个，一年就白干了”，郑北苦笑道：你惦记一件衣服赚人家几块钱，人家惦记的是怎么白嫖你的本金。

但流量在哪里，钱就在哪里。

郑北提到，“可可里”“三木子”等粉丝大几千万的淘宝店铺，都在沙河市场有供应商，经营模式高度相似。但作为市场商家，就算知道有暴雷风险，也不敢主动放弃这些客户。“他们有销量。我们如果不跟他们合作，只怕是‘死’得更快。”

服装行业早就被卷成了红海。

郑北每天出货量在百八十件左右，但一件衣服的利润只有三五块。“我们这种规模的供货商在网红店面前是没有议价能力的，开支一除，所剩无几。但你要不给他们供货，他们去别的店或者直接跟工厂合作，那就更没有搞头了。”

尽管跑路在这个行当里经常发生，但今时不同往日，往年总有几款爆品来拉高收入，对冲坏账，但现下爆款难求，价格内卷：“做一批货出来，卖不了几件，可能连拍个图的费用都不够，真的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15年的从业经历，郑北眼看着行业的跌宕起伏，自己仍无法破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300万入局服装业可以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服装业也属于重资产行业了。

服装大户罗西算过这样一笔账，以她单月280万元的销量来说，最终确认收货的回款只有80万元，而在平台的推流要花20万，快递成本10万，其中平台还有抽成5万，再加上衣服本身的成本、库存、货损以及人工，水电，物业的成本，到头来只是卖了一场热闹。最终她得出结论：至少要干到月销700万以上才会有盈利。

有人问她：300万入局服装业可以吗？她回复道：不如去卖煎饼。

“服装现在问题最大的是越来越高的退货率，女装现在平均的退货率是70~80%，其他品类可能会少一点，但据我观察，今年的退货率也都在增高，属于是“卖了不赚，卖的多亏的多，不卖不亏”的一个状态，若没有强大的资金量和供应量，根本无法撑起这么高的退货率。”罗西非常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有关服装行业的信息，“退货率高”是所有商家都会提到的点。在价格力和用户体验成为电商平台通识的当下，运费险几乎成为标配。但对于商家而言，退货成本远不止增加的那些运费险，投流、物流、人工、运营和仓库，都是看不见的成本。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里的女装生意，本身就已经卷到了极致。

做到一个五金冠店铺有多难？

一位业内人士给出了回答：5个金冠需要1000万个好评才能获得，这也就意味着它起码要完成几千万单才能有这个成绩。由此来看，“少女凯拉”应该不是从开始就在策划诈骗局。事发后，老板回应的大意也是：原有的经营模式出了问题，六年心血半生努力，虽拼尽全力但仍挡不住倾家荡产的结局，后续会努力给大家还钱。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大部分同行将原因归诸于它的低价：一件衣服进价30元，“少女凯拉”卖35元，利润只有16%。比如李源就提到，自己认识的服装电商同行，利润率大多在60%左右，不然就会赔本。

“一件衣服除了进货成本，还要包括运营，物流，人工，仓库等费用，电商平台买量更是一笔大开支。就算是“少女凯拉”这样的大户，利润率也得在40%才能盈利。”

在他看来，现在退货率高企，低价产品的生意做得越大，风险也就越高。“不能只看销量”，李源解释，100万的销售量，最终实际成交可能只有30万，利润可能还不到5万。“拿什么去cover开支？一旦某个小环节出现问题，资金链就整个断掉了，不跑也是破产。”

有人戏称，服装产业诞生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坑消费者，只炸供应链。

现在服装行业面对的情况是，流量的高度几乎与价格完全对等，所有电商平台都具备“一件比价”的功能，外形相同的商品，平台会将流量向低价产品倾斜，甚至还会贴心提醒商家，他们因为价高失去了多少曝光，以此倒逼商家降价。

卖贵了没有销量，卖便宜了没利润，若想在低价的基础上产生利润，优化供应链配置就显得无比重要，但这恰恰是中小商家无法具备的。作为服装生意大户的罗西感慨，那些资金实力不够强，供应链资源不好，且没有自有品牌的中小商家，在低价的战火中已经失去了盾牌。

摇摆与矛盾随处可见。

比如郑北，他一边在短视频平台上呼吁同行商家把价格卖得高一点，利润做得大一点，这样大家都好活一些，另一边，他又不得不卷入与同行的价格战。

前有沃尔顿在沃尔玛的商业圣经里告诉创业者“如果降价让你不赚钱，就不要做”，后有铃木敏文在《零售的哲学》中告诫创业者：价格战会让企业陷入即使产品热销也没有任何利润的恶性循环，但在真实的服装生意里，大佬的商业真经是失效的。

以沙河批发市场为例，这里的档口面积平均在5-18平方米不等，年租金在10万~200万之间，具体数字因大小、位置而定。十三行更夸张，月租金10万~60万不等，这也就意味着这群服装人每天睁开眼就有300元~20000元不等的钱没了，他们只能想办法出货才能拥有现金流。

前段时间，两位女性创业者旺仔和贝贝在短视频平台向她们的粉丝宣布退出服装行业，事实上她们做得还不错，直播数据也很好，但却始终是一个“压货不赚钱”的状态，最后让她们下定决心放弃的，是供应商提供的一个消息：一个单场能卖七八百万，单品还曾做到过一个亿的品类头部，去年一个冬天就亏损了几百万。

而那位供货商，原本已经拥有自己的工厂，设计师和成熟的直播团队，在听闻消息不久之后，放弃了老本行，做起不退不换的尾货生意。

“这个行业总有人在成功，我们没成功肯定有自己的原因，但确实觉得，若继续留在这个行业也没什么意义了。”

苟一个希望

2017年央视访谈节目《对话》邀请了董明珠、余承东和李宁三位大佬，在谈及中国制造最重要的要素是“品牌”还是“品质”时，前两者都选择了品质，只有来自服装行业的企业家李宁给出了“品牌”的选择。

对此，李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品牌里面有很多内容，包括质量，不过更重要的是产品体验。

7年过去了，服装行业似乎在与产品体验背道而驰。

看起来，不管商家还是平台，都在努力“讨好”消费者，但行业内卷的结果，落到用户身上，不都是美好。

比如预售制。曾经有用户吐槽，春天下单的衣服，预售30天，到手时已经是夏天。某种程度上，它是高退货率的附属品。根据旺仔和贝贝的解释，如今的预售，并不是字面意思，即商家拿到订单之后再制作衣服，实际上，他们手中是有现货的，只是需要时间差来消化库存压力。

按照女装80%的退货率，假设商家售出1000单，但真正成交的可能只有200单，所以商家也只会做200单，按照消费者拍下产品的时间排队发出，后面的消费者，则需要等待前面的人退货，才能排上。

很多时候，店铺里的二批预售、三批预售，实际上都是第一批用户退回去的货。

“一件比价”的功能，多少也有些变形。

它的设计初衷是便于消费者找到最具性价比的商品，但实际上，很多人发现网购回来的服装“货不对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商家在钻“一件比价”的空子，竭尽全力压低成本，比如，使用廉价面料，细节上也各种偷工减料。为了赶速度，一些档口甚至只是看图，就凭感觉做衣服，最后，就是劣币驱逐了良币。

行业艰难落在了宏观数字里。

根据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广东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服装产量31.74亿件，占全国16.36%，比上年同期下降12.8％；工业销售产值累计2302.8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3%；工业增加值598.9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4%。2023年广东规上服装服饰企业资产合计1759.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9%；负债累计888.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主营业务收入2288.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1%。

除此之外，服装产业链也陷入到升级难的恶性循环里。

利润不理想，服装厂给不到高工资，从而招工难；条件有限，加工厂会拒绝工艺严苛面料复杂的打版，只承接版型简单面料易得的订单，利润空间有限。周而复始，产业便困在了低价里。

被困住的感觉，同样笼罩在沙河、十三行、四季青等批发市场的档口里。有人用亏损离场换取自由，有人也还在苦苦坚持。

郑北属于后者。他见过行业好的时候，相信情况不会一直糟糕下去。他的很多同行也在行动，比如努力在社交平台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关于账期，如今，沙河市场的很多小老板，回归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模式。

危境之下，比起将生意做大，他们现在只想先活着。

而“少女凯拉”跑路事件在罗西眼中有不一样的解读：

跑路在行业里经常发生，但“突破圈层“的跑路却不多。这不是一件坏事。她选择“苟着”，就是在等待一个契机，等待平台在大事件的影响下完善规则，让买卖之间的关系回归某种平衡。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