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品表心意，感谢云南援沪医疗队 你认为中国书法艺术和西方

书法作品表心意，感谢云南援沪医疗队 你认为中国书法艺术和西方艺术相比，哪个比较厉害？， 

书法作品表心意，感谢云南援沪医疗队

5月1日，在黄浦的书法家用创作书法作品的形式感谢云南援沪医疗队对上海抗疫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下午3点，在开平路方舱门前，涌动着阵阵暖流，寄托着黄浦区全区市民深情厚谊的书法作品递交给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云南援沪医疗队副领队姜旭手中。

“你们这批医疗人员是德才兼备，能够战斗在第一线 ，废寝忘食，放弃自己的休息，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作为我是上海人来说是很感激，很感激的……”

书法家周思言创作的两幅作品分别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我们书法家的一幅幅作品，描绘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非常感谢。我们会全力做好我们救治的事情。”

而郑继波创作的书法作品是“否极泰来，沪日有嘉”。“祝你五一节快乐！其实我对云南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我在三年之前，我曾支教过云南。”郑继波对姜旭副主任说。“第一是是表示到上海来的医务工作者表示感谢。同时，另外又一种含义，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

“云南与上海的情谊确实深厚 ，”姜旭说，“上海对云南26年来对上海无私的帮助，无论是健康扶贫，人才培养，沪滇交流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云南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变化很大。这次我们医疗队过来，也是来感恩的，谢谢我们上海！”

据了解，自4月4日以来，云南援护医疗队三批共1136名队员积极有序参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搭建气膜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接管黄浦区开平路方舱和龙华东路方舱两所医院。根据上海市统一安排，抽调医护人员协助当地开展肾病及血液透析工作、进社区开展居民核酸采样工作。为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援沪医疗队与国家卫健委、上海市相关部门建立沟通机制，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你认为中国书法艺术和西方艺术相比，哪个比较厉害？

中国书法的本质，就是使用一定的书写工具进行书写的艺术，这个书写工具与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所使用的工具都有鲜明的不同之处。

比如，西方绘画众多的油画，他们用来绘制画作的画笔多是刷子等一类工具，这些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日常粉刷匠进行粉刷墙壁的刷子并无二致。因此，西方艺术所采用的工具并无特殊之处，他们的工具带有很强烈的实用性质，只不过他们将本来应该用于日常生活使用的书写工具用在了艺术创作身上。如果非得探究这些用作艺术创作的画笔和日常工具性的刷子之间的区别，也只能说他们在大小、材质上有些许差异，但是大同小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艺术的工具从来都没有脱离过生活，甚至很多创新就是来源自他们日常生活的创新。杜尚用日常生活中的小便池打破了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区别点、俄罗斯构成主义者弗拉基米尔 塔特林用现代建筑材料诸如铝、玻璃、钢铁来创作他们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显示了西方艺术家们在日常生活中无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他们做到了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作为现代艺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观念艺术——正在想方设法的颠覆我们对艺术的一切认知和想法。观念艺术最早的先驱可以追溯到马塞尔杜尚，他被认为是“观念艺术”的先驱，他轻松的用一个小便池就打破了传统人们对于艺术的一切认识。在他所有的也似乎作品中，小便池这个实物并没有任何意义，相反的，从这个小便池本身来说，它代表了一种戏谑、嘲讽的观念，这是该艺术流派的核心。

此后，观念艺术成为越来越流行的艺术种类，而关于他最本质的东西，美国艺术家索尔 勒维特在1967年在《艺术论坛》中撰文指出：只有观念出色，观念艺术才会出色。可见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流派已经开始从表现诉求转向观念传达。

这再一次说明了，西方艺术的技法因素在逐渐被削弱，也就是说艺术中“技艺”的那一部分正在被削弱，相反的，一个超前的艺术理念、思想、价值观，成为了艺术种主导的因素。很多艺术作品的创作，实际上是蕴含着作者的思想倾诉的。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思维模式。从日常生活中粹炼出超越日常生活的东西，在平淡处显示出不平凡。

中国书法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以工具这一派的演变来说，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关于毛笔这一工具的制造说法，是蒙恬造笔。公元前223年，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就还有两年了，这几年，秦朝政权一直处在对外作战打仗的时间，而对于战争来说，情报战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快速、高效的信息传达系统，再能征作战的军队也会快速溃败，所以如何快速传达、表述战报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当时蒙恬作为嬴政手下的一个武将，常常需要将各地的战争情报、战况上报给嬴政，但当时书写工具仍然是以刻刀为主，效率极低，据说有一次蒙恬打猎，从兔子尾巴上的血迹得到了灵感，用兔子毛做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支毛笔，这个时候，毛笔虽然充当实用角色，但是这一工具对于现实军事战争的意义已经变得相当微妙，它作为一种间接的助推剂，可以帮助人们高效书写，但是从日常生活的来说，显然是与其渐行渐远的。

毛笔虽然被蒙恬发明出来了，但是当时民间，或者说大部分人，并未使用这一工具进行书写，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普及。等到中国魏晋时期，文化艺术为贵族所垄断，这一时期艺术就开始朝向其中脱离日常生活的途径发展，成为一种只有少数贵族才有物质条件学习、研究的艺术，比如王羲之王氏家族。贵族门阀政治下，艺术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再一次剥离了实用和书法艺术之间地距离。

而科举制度的创立，从表面上来看是将毛笔的实用性又提高了，但是毛笔已经和当时科举内容一样，越来越脱离日常世俗生活，越来越变得“高不可攀”，成为文人科举仕途上的一个敲门砖或者是绊脚石。只不过科举制度将本来只能是少数贵族掌握的书写技巧要求到了广大士大夫身上。到了明清两代尤其是如此，如果你写不好馆阁体，想考上功名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书法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和西方艺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西方艺术始终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为了大众服务的，它没有脱离于生活。但是书法从一开始就诞生于国家机器中的战争需要，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渐行渐远。但是这两者并非没有不重合的地方，比如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完全是宗教性质的、脱离生活的，内容题材全是神学性质的东西，而艺术家们一提起这一时期，就将其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可见对其艺术的评价。

但是如果说脱离日常生活，表现虚幻的艺术是有损于艺术的发展的，为什么中国书法曾经在脱离普罗大众的魏晋时期、隋唐时期达到了巅峰呢？这是否意味着书法只是适合于少数人的精英艺术？当然不是，中国书法绝对不可能是精英艺术，书法归根究底还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但是在书法初创、成熟发展的阶段，总是需要有一部分去做研究，去创新，而这一部分人，我们称之为开拓者也好、创新者也罢，他们在当时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财力和精力，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在魏晋和隋唐时期，一个贫寒子弟想学作诗、写文章，那是不愁的，但是想学书法那是很难的，因为“穷诗富字”，穷的人只能去学习诗歌，而富的人才有那个资本去学习书法，这是由一种艺术门类初创时期的情况决定的。

但是西方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书法特有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西方艺术一开始就是”开放式“的，但是中世纪时期的神学艺术很明显的束缚了艺术的发展，将他们本来很宽广的艺术世界变得特别狭窄，所以，这应该是西方艺术为什么到了中世纪时期显得很衰落、萧条的原因。

从中国书法的传统理论来说，中国书法向来是追求艺术审美和技巧的，尤其是技巧中的笔法技巧。中国书法中的笔法技巧为中国历代书法大家所重视，比如赵孟曾经就这个问题说过这样的话：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笔法的存在，既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和限制了书法的发展，因为只要有笔法存续，那就意味着书法永远不可能像西方艺术那样，拥有如此广阔的自由度，可以任意的给艺术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和观念。另外，以工具的书写使用来说，西方艺术工具的操作没有中国艺术中毛笔操作难度大，大部分还是在考察一个人到底他的思想状态、文化水平如何。但是中国书法，尤其是毛笔这个工具，除了要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水平之外，对于书写工具的操作要求水平也相当高，要求学习书法的人必须经历一番苦功夫，才能把这些技巧学到手、掌握踏实，因此它比西方艺术多了一个“门槛”，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让更多的人学习它的成本在逐渐增加。

因此，中西方艺术所使用的艺术工具具有上述不同的特性，这也就决定了东西方艺术未来以后的发展脉络的不同。但是，我们身处这个快速变动，不断进行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书法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变才能跟上时代？书法应该守着传统就会有出路、还是要主动出击迎接新世界？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摆在书法艺术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放下我们的怀旧因素和情感色彩，如果旧有的东西的确不合现在的实际，我们似乎应该将他抛弃。但问题的关键地方在于。我们不应该全部一刀切的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去固守传统或者要求所有的人都进行艺术创新，这是不行的。自由真正可以带给人们魅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代表了无数可能性和以后会发展的道路。如果书法艺术可以真正的实现自由，那么无论它往哪个方向走，总会有一个会到达彼岸，在那里开花、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书法艺术在先当今社会的实用性问题。有些人认为艺术本来就要脱离实用，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虽然中国书法从传统上来说实用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如果要想让普罗大众接纳这个艺术，就必须从根本上拉近和普通大众的距离，否则我们将很难做到让书法之火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