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日本 NHK 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发表爱国言论被解雇后发

中国籍日本 NHK 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发表爱国言论被解雇后发声 自述丨20多天没回家，我在电台接听“防疫服务热线”， 

中国籍日本 NHK 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发表爱国言论被解雇后发声

2024 年 8 月 19 日，一则新闻在中日两国乃至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 NHK 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新闻的一名中国籍外部工作人员，在播报关于钓鱼岛的新闻时，毅然脱稿发表了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的言论，将新闻稿里的 “尖阁诸岛” 读成了 “中国钓鱼岛”。这一勇敢的举动，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

这位 40 多岁的中国籍男播音员，用坚定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了钓鱼岛的真正归属。他的发言不仅仅是几个简单的字词，更是对国家主权的无畏捍卫。从历史的长河中看，中国早在明朝就对钓鱼岛有了明确的记载和管辖。地理上，钓鱼岛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法律层面，众多国际法规和文件都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名员工深知这些不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在面对日本媒体的错误表述时，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然而，他的正义之举却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目前，他已被 NHK 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日媒后续报道了他的全部发言，除了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还提到 “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不要忘记 731 部队”。这些话语，如同一把把利剑，刺破了历史的迷雾，让人们再次铭记那些惨痛的过去。

这一事件在日本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热议，网上的意见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作为日本媒体的雇员，擅自增加稿件内容严重违反职业操守，无论个人立场如何，都应遵守工作规范。他们强调新闻工作者应保持中立，避免将个人情感和立场带入工作中。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破坏了新闻报道的秩序和规则，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但另一部分人则对该员工的言论表示理解和尊重。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天经地义的。这名员工的发言反映了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坚定立场，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他们以历史上其他为了正义和真理而突破常规的案例为例，来论证该员工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对于这一具体事件的看法不同，更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主权、民族情感以及职业规范等问题上的多元观点和复杂态度。

NHK 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一系列严肃的处理方式。事发后，NHK 立即展开内部调查，并通过相关合作团体对该员工进行了严正抗议。随后，宣布解除与这名员工的雇佣合同。NHK 的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显示了其对新闻播出规范和职业操守的重视，强调新闻报道应遵循既定的流程和原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在面对此类突发事件时的迅速反应和坚决态度。然而，NHK 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有人认为，NHK 过于强调职业规范而忽视了员工的爱国情感和正义立场。从新闻行业的角度来看，NHK 可能认为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偏离既定稿件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其公信力。但也有人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等重大问题上，员工的正义发声应该得到一定的理解和包容。

这起中国籍员工被 NHK 解雇的事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个人层面，该员工失去了在 NHK 的工作机会，其职业生涯受到了重大挫折。但他的勇敢发声也赢得了众多同胞的支持和赞誉，成为了爱国的典范。他的行为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让我们向这位勇敢的中国籍员工致敬，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国的真谛。也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发布于：江西


自述丨20多天没回家，我在电台接听“防疫服务热线”

在上海疫情防控背景下，3月28日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上海电台防疫服务热线”，全渠道接收市民的各类求助、咨询信息。从热线上线的第二天起，东方广播中心融媒体部主任杨叶超每天上午固定2小时接听求助电话，协助电话线另一头的市民解决看病求医、买菜购药等问题。

讲述人：SMG东方广播中心融媒体部主任杨叶超

我的职务是融媒体部的主任，虽然我负责的几个节目都有非常多热线进出，但我此前从没接过这样的电话。3月底牵头做“上海电台防疫服务热线”后，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我会接两小时热线，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有几十岁的老阿姨，因为买不到药，在电话那头抽泣起来；也会有临产的孕妇，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可能在一个社区里，社区工作者每天要代配几十份、上百份的药；但无法通过社区代配到的药，对个体的人而言，就是他的“急难愁”。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希望用媒体的资源、渠道、能力去帮助有困难的市民。

我们在《直通990》和《民生一网通》两档节目期间集中接听热线。一个热线电话，有5条线路。封控以来，5路都是满的。以前，台里是一个同事负责既接电话又当导播，现在不行，我们尽量保证有两个人同时接电话，几乎一刻不停。从老百姓的体验来讲，许多人同时打电话，对很多人来讲，这个热线就是打不通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多安排同事同时接听。我算了下，我和搭档每天两个小时，可以接四五十个电话，一整天各个平台的求助将近有500个。人手不足，我们自己的编辑、主持人、中心领导都过来支援，14、15个人轮流接听。

作为媒体单位，我们更多是起到一种“毛细血管”的作用。很多问题是有解决渠道的，但许多市民，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掌握不了这些渠道。碰到事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打电话给居委会。我们可以把信息对接给一些更直接的帮助渠道，甚至是个人，这种对接，发挥了媒体的作用，打通了信息的“堵点”。

前天下午，我们花了一点精力，帮助黄浦区一个老奶奶买到了药。从她的表述中，居委会志愿者买不到她的药，加上她70多岁了，不用手机，因为没有子女，也无法寻求子女的帮助。她说想找居委开个出门单，但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查到自己的核酸报告，这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其实不难，也没道理解决不了。所谓的“没有核酸报告”，只要有一个志愿者，在国务院小程序上输入老奶奶的身份证号码，就能解决。后来我们还打了虹口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电话，打总机转门诊，医生特别热情，查到了老人的就诊记录。我们就叫了一个跑腿，用自费的方式，开了药救急，下午四五点钟就把药送到老人手上。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解决不了的，但对于老人来说，是无论如何都解不开的。这时候媒体的功能和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市民的求助，会跟着形势的发展、封控时间的推进不停地变化。从3月下旬到4月初，血透病人的求助非常集中。后来是一些困难群众的物资保供问题。再过了几天，各个区物资供应普遍上去后，这个问题也开始缓解了。前几天是药品的问题，最近这一两天，除了配药难，最多的求助是阳性病人的转运问题。你同时也会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基层的街道或居委会绝不是不愿意帮助居民，而是没有多余的能力了。电话转过去，事情十有八九也还是压在他们身上。所以能不能总结出一定的路径或解决方式？后来我们努力想一些这样的途径，比如总结出该怎么配药的流程，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比单纯地传递信息更进一步。

我们还有一个24小时的热线电话，以前是专门接新闻爆料的，现在全时段转为“防疫服务热线”。一天也有100多个电话，每天会定点给我们当天电话的记录和求助列表，我们再回访。我们同时开放网络平台和热线电话，打电话求助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确实在这个数字时代会面对更多难题。

我们这段时间大体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每天上午接热线电话，记录求助信息。有一位编辑负责汇总和做表格。中午我请编辑、记者跑一些具体的采访。下午2点开始处理求助信息，有些我接电话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处理；如果靠自己解决不了，就编写成有固定格式的条目，附上联系人、联系电话、详细描述、报送单位等信息，发送到市一级单位，或者发给条线记者，对接相关的街道、卫健委、区，也会有一些发给医院。

每天下午两三点到晚上八九点，几乎都是在处理信息。从我手上转出去的有几类，非常紧急、特殊的病例，我们会马上转到一个速报系统，效率会更高。另一类是我们知道途径，但没有办法一时在电话里说清楚。比如有一位老人不会用互联网医院，我就请编辑给他打电话，手把手，20分钟搞定了。还有几类，会发给具体的街道的办事人。

我记得，热线曾经接到过一位嘉定吴女士紧急救助，她丈夫突发脑溢血，被120送往医院急救，但医院需要病患提供“2+12”解封证明才能进行手术。我们的多路采编人员同时推进这件事：社区能否紧急开具证明，医院能否先进行手术，区卫健委能否加快协调。终于，当天下午4点，在嘉定区卫健委协调下，病人被送往长海医院并在当晚顺利进行了手术。

接求助电话，我自己的心理压力超大。真正靠我们的力量能够推动解决的比例，可能10%都不到，但能救一个是一个。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渠道，毕竟多一点。

有一天晚上9点多，我跑到自己的小办公室，哭了一场。因为那天下午，我一件事都没解决掉。

台里有个明星主持人，也是负责接听热线电话的，有天我们在露台上碰到他，跟他打招呼也一脸木讷的样子。就看见他找出一根水管，给露台的绿化浇水。他说这段时间天天来浇水，找一些放松的状态。

从3月29日开始，我们这支应急队伍就住在广播大厦的办公室，一直没回过家。我家在虹口，街道发了五次物资，而且小区一直全阴，供给方面不存在问题，所以还比较安心。对我来说，我会努力地从解决的案例中找到一点安慰。有一桩事情被解决了，我们很开心。这方面问题有明显改进了，我们很开心。被救助的人又打来电话感谢我们，我们也很开心。这些都是我每天的动力。

发布于：北京